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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中有真意 ——《藝事寫來任天真》讀後
來源:文藝報 | 吳中傑  2021年07月09日06:34

《藝事寫來任天真》是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包立民的新著。這本書專寫中國現代美術家,卻與時下很多描寫和評説名畫家的著作不同,書中對畫家沒有采取仰視的態度,取材也不以畫家的知名度和粉絲多寡為標準,而重在藝術家的品位及藝術特色,理性地探討其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,對藝術鑑賞和學術研究頗有裨益。

包立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65屆畢業生,讀的是文學專業,但同時又對美術很感興趣。後來他長期在報社工作,因報道和組稿的需要,與文學界和美術界都有接觸,對中國作家和畫家均有了解,所寫文章、所出書籍,也是文學與美術兼而有之,從而成為了兩界“雙棲”作家。其實這兩界本來也是相通的,有着共同的規律。

在這本新書中,有畫壇史料的開掘,如《徐、林首次會面考異》一文,考證了徐悲鴻與林風眠的相識時間和相互關係,為的是探究這兩位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卓有成就的藝術大師、美術教育家“藝術思想和藝術理論的異同”,為此“就有必要了解他倆的藝術交往或彼此不同的藝術見解”;有對畫家性格的刻畫,如《亞明緬懷傅抱石》寫傅抱石的率真,《劉金濤遙念黃永玉》寫黃永玉的俠氣等;還有對倫理道德的讚揚,如《沈左堯詩悼傅抱石》一文寫傅沈之間“視師若父”“知我者師”的師生之誼,《是誰把傅抱石推向世界》中寫徐悲鴻、郭沫若對傅抱石的提攜等;還寫了夫婦畫家間的理解與合作,如《一對畫家的痴情》寫裘沙、王偉君夫婦青年時的“閃電”結合,老來又以“筆富安貧不賣錢”的痴迷精神共同完成了400多幅魯迅文學作品插圖,出版了《魯迅之世界》,要將它們留給祖國的讀者;還有闡釋繼承與創新關係的文章,如《苦禪畫傳述異(中)》中論説李苦禪向齊白石拜師學習,但又不摹仿其師筆墨的獨創精神等。

有意思的是,文章在讚揚畫家品德或藝術成就時,時而會筆鋒一轉,插上一段“時評”。比如在考索誰最早提出“南潘(天壽)北李(苦禪)”時插議道:“一般説來,南某北某的稱謂大多出自古玩字畫商之口……一來是為了抬高畫家的地位,二來是醒目,引起收藏家和顧客的注意,便於善價出售其畫,上世紀三十年代,畫壇上確實盛傳過南某北某之説,但不是南潘北李,而是南張北溥。張是張大千,溥是溥心畬。這個口號最早提出的正是琉璃廠集萃山房的字畫商周殿侯……至於潘天壽和李苦禪,當時他們主要都在從事美術教育”,還“沒有形成氣候”。這些話參透世情,可讓讀者從中看到吹捧者的意圖。

與論辯文章往往只攻其一點,注意力全在論爭的問題上不同,歷史寫作要求知人論世,顧及全面。比如本書中三篇評介林琴南的文章,讀罷就會得出與讀五四新舊文化論戰相關資料時不同的印象。作為中國現代文藝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,立民選取林琴南做書寫對象是有道理的。書中所收三篇文章並不都談其書畫,從中還可以瞭解林琴南的為人。如《林琴南的七十壽辰》中就可以看到他對世事的洞明:“盛名為人生不詳之事,稍一蹉跌,如墜身巖中,骸骨薤粉,僕生平危懼祇此一節。”又如在《〈林紓家書〉和家教》中所示“致璐兒書”雲:“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,以三成之功治漢文。……爾父讀書到老,治古文三十年,今日竟無人齒及。汝能承吾志,守吾言者,當勉治洋文,將來始有啖飯之地。”作為一個激烈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舊營壘人士,林琴南卻勸導兒子去學習洋文,實出於無奈。

當然,本書談林紓着重點還在他的詩畫。《林紓其人其文其譯其詩其畫》一文中提及,林琴南的畫定的“潤格”很高,“五尺堂幅28元”,而齊白石的才為“五尺18元”,相差很大。實際上林琴南的畫並不見得很好,魯迅曾在琉璃廠清祕閣訂購過一幅其山水冊頁,評價是“亦不甚佳”,這是1912年間事,離新文化運動尚遠,當與新舊文化衝突無關。對此立民認為,這與畫家的知名度和畫作本身的市場效應有關:“齊白石初來乍到,京城人對這位聲名不顯的湖南老畫師還不認,對他的小寫意花鳥山水還不認識,若以知名度來比,更比不上林琴南了。”此外,林琴南大幅提高自己畫潤也有現實的原因。據説,他不但自己子女多達十個,而且還為鄉里好友林述庵、王薇庵哺養遺孤,培養成才,所以家裏開銷很大。畫潤很高還有人買,由此也可看出林琴南在為人處世上也確有長處。而且,對年歲低於他的齊白石也沒有輕視之意,他看到齊白石變法之後的畫作大為讚賞,將其與上海的吳昌碩相提並論,並經人介紹與齊白石交上了朋友。立民的文章從多方面使我們對這個畫家、對這個時代的畫壇有了一個更全面的瞭解。

在我國現代畫史上,中西畫派的論爭一向激烈,本書也很關注這個問題。《決瀾社與龐薰琹》就寫到了該社移植西方現代派繪畫的失敗教訓。立民評論道:“決瀾社社員在移植借鑑外來的藝術品種時未能顧及中國的土壤、氣候,是它中途夭折的根本原因。……文藝不能直接引用,只能有選擇地借鑑吸收,或者根據中國的國情適當地改良外來藝術品種;或者將外來的藝術品種進行嫁接、融合;或者吸收外來品種的技法,豐富、充實、改良中國固有的藝術品種。而要做到這些非要知己知彼,一方面對西方現代繪畫的長短得失應有深切的研究瞭解;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藝術的長短得失也應有深切的研究瞭解。”這些論説當可以為後來者鑑。

中國古人談藝向來有“道”和“技”的區分,這是不同的藝術層次和不同的精神境界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裏庖丁解牛的故事説的就是這個道理。本書中《熊秉明先生週年祭》一文也提到了這個問題。熊秉明當年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生,到巴黎大學留學一年後轉學雕塑,併成為了法國雕塑界中三位著名的東方雕塑家之一。“他覺得藝術家要真正的創造,必須是精心醖釀出來的東西。”所以後來熊秉明轉到巴黎大學教漢語,既是以“教”養家,也是以“教”養藝。在教書的同時,他不但繼續雕塑,而且又研究書法,寫出了重要學術著作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,繼“哲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”之後又提出,“中國書法則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”。他認為,書法代表了中國人的哲學活動從思維世界回到實際世界的第一境,還代表了擺脱此實際世界的最後一境。當然,這個理論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認同並不要緊,而能夠從“道”的高度來思考中國書法則是值得重視的。正因為熊秉明是從哲理的高度進行藝術創作,所以他的夫人在其雕塑《牛》中讀出了儒家境界,從他的雕塑《鶴》裏讀出了道家境界。立民説:“儒家和道家是熊秉明哲學思想中的兩個方面……也可以説,他的思想本質是儒家,而表現形式是道家。儒家和道家對熊先生來説,是交替為用,聯成一體的。”

這本書中,立民還介紹了許多畫家和書家,他們的經歷和成就都值得我們關注,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作家在敍述介紹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:社會問題和哲理問題。這的確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事。